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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

楊青博士，藥明康德執行副總裁兼首席商務官

嘉賓：

劉勇軍博士，賽諾菲全球研究部負責人

張連山博士，恒瑞醫藥全球研發負責人

陳連勇博士，通和毓承創始合伙人兼首席執行官

陳之鍵博士，阿斯利康全球腫瘤研發高級副總裁，中國新藥研發總裁

Damian O’Connell博士, Experimental Drug Development Centre、新加坡科技研究局首席執行官

▲楊青博士，藥明康德執行副總裁兼首席商務官

劉勇軍博士：我在賽諾菲主管藥物的早期發現與開發工作。每天我都在思考如何以最佳的節奏，掌控科學與技術帶給我們的新機遇。有一些領域的科學研究已經非常成熟，并開啟了轉化醫學的窗口，我們需要思考如何抓住這些機會，將相關成果盡快轉化為突破性療法。另外，還有一些領域的科學研究尚未成熟，我們就要繼續推進基礎性研究。

這里我舉一些例子。二三十年前，免疫學領域就已經向產業界開啟了轉化醫學和制藥的窗口。研發單抗藥物、阻斷免疫系統的每一個白細胞介素（TNF，IL-6、IL-17、IL-4/IL-13）或表面受體比如PD-1等等，都為產業界帶來了成功的新藥。第二個是代謝疾病領域，我們也看到過靶向GLP-1的激動劑等新藥；其實腸道中還有很多重要的多肽分子，像GLP-1一樣發揮著重要作用，所以在未來我們還有望看到很多優秀的代謝疾病新藥出現。但在神經退行性疾病領域，我們目前還面臨著重大挑戰，所以我們需要調整研發策略，與其盲目地擴大規模，我們更應該回到實驗室，與優秀科學家合作做好基礎性研究。

接下來我們再談談新技術給我們帶來的機遇。過去我們常常談不可成藥的靶點，比如說原來用抗體和小分子無法靶向的靶點，現在我們可以采用基因編輯方式、基因敲除方式、或蛋白降解技術來控制靶點。當代我們還看到很多重要的新技術，包括大數據、一體化研發服務平臺、自動化、DNA編碼化合物庫等等，這些新科技為新藥研發的方式帶來更多的可能，打開了更多的大門。

▲劉勇軍博士，賽諾菲全球研究部負責人

張連山博士：作為來自本土制藥企業的代表，我希望從另一個視角，來分享本土企業轉型升級的思考心得。與跟風“趕時髦”不同的是，我們更希望能夠用最新科技知識和技術來服務內部新藥研發。我們首先會考慮在這個階段，在公司內部打造一些很好的技術平臺，與此同時積極與外部合作，我相信通過這種方式，可以有效提升研發能力。從個人的職業生涯來說，我于2009年回到上海，現在也快十年了。我覺得中國的創新企業人才濟濟，但在基礎研究方向還需要做更多努力，未來才會有更多的長遠發展。

陳連勇博士：今天非常有幸能與諸位大咖坐而論道。我來自投資領域，與研發高管的思考方向可有所差異。我們非常關心每一項具體的技術突破，能否最終對新藥研發起到關鍵作用。所以在判斷過程中，不能完全依靠過去的陳舊數據，而是要在全新數據出現、但尚不完整時，就做出正確靠譜的判斷。在今后10-20年時間內，我們可以期待CRISPR基因編輯技術、醫療影像檢測技術等高科技成果，徹底改變傳統醫療方式，并為醫療產業帶來全新靶點；我們還可以期待在細胞生物學等基礎研究領域、全新的細胞通路和免疫機制等方向，發現全新的蛋白質關聯性。這些新發現將為我們帶來更好多重磅新藥，為全球病患帶來福音。

任何一家制藥企業或者研究機構，都無法獨立完成整個生態圈建設，因為太多系統工程需要巨大的資金投入。作為投資人，我覺得自己有幸處于產業界前所未有的黃金時代。新藥研發的技術早已突破了國別地域的界限，現在全球各地都有優秀的科學家團隊，我非常希望在座各位能夠通力合作，為病人帶來更多優秀的療法。

▲陳連勇博士，通和毓承創始合伙人兼首席執行官

陳之鍵博士：我認為促進新藥研發有幾個關鍵因素：第一，每個人對醫療健康的理解和要求在提高，人口老齡化趨勢也越來越明顯，但總體而言，大眾的未解決醫學需求在不斷增長。第二，基礎醫學和轉化醫學都在不斷快速向前發展，尤其是在大數據時代，我們對病因的機理有更多更深的了解，并且有更多先進的研發工具輔助，這樣無疑會提升研發的總體效率，也會促使研究機構和企業不斷加大研發投入。第三，監管機構有了更多的專業知識，并且更愿意在一定程度上為創新“冒風險“, 所以審批效率和速度都有所提升，讓研發成果以最短的周期，從實驗室走向臨床、市場，并最終證明先進原研新藥的快速審評機制是正確、有價值的。第四，全社會對于創新的認知、鼓勵、回報程度都在上升。中國人口基數龐大，有大量的未解決醫療需求，全球的醫療創新戰略必須在中國落地并得以實現。這是非常重要的挑戰，也是一個巨大的機會。最近我在一個機場看到一句標語：全球化的戰略及機會，只有通過本土化專業知識與戰術才能得以實現。所幸，我們現在處在醫藥研發的黃金時代，我們擁有利好的創新驅動因素，我們走在正確的前進方向，為一項偉大的事業而共同努力。

▲陳之鍵博士，阿斯利康全球腫瘤研發高級副總裁、中國新藥研發總裁

Damian O’Connell博士：我曾經從事過臨床醫學工作，也進行過新藥研發工作。我覺得新藥研發要建立在比較充分的基礎科學研究之上。要深入了解疾病的生物學機制，是非常有挑戰性的，我們希望未來有更多研究機構能夠合作，為我們提供更多更好的基礎科學成果。而這些有賴于一個完善的生態系統，只有這樣我們才能更好地理解和滿足病患的醫療需求，以病患為中心來提供解決方案，提升研發效率。在座的許多嘉賓都擁有數十年的工作經驗，也目睹了很多優秀藥物上市，這都是整個產業界學習、進步、成長的成功案例。但另一方面我們也要看到，其實我們對很多疾病和藥物的靶點，還需要更多本質的了解。只有集合生態圈的不同力量，我們才能更好地打造一個新的時代，為產業界帶來更多顛覆性療法。

▲Damian O’Connell博士，Experimental Drug Development Centre、

新加坡科技研究局首席執行官

劉勇軍博士：Refractory(藥物耐受) 和 relapse(用藥后復發)是臨床上常見的反應。各種疾病的生物學機制都非常復雜，通常不是通過某一個通路或一個分子在起作用。另外我們人體的生理結構中有多種正負反饋的調節機制，呈現一定的冗余性。因此我們制藥的一個重點是多靶點療法的研發。我們和再生元合作最成功的案例是一個單抗藥物 （dupilumab），直接靶向IL-4和IL-13雙靶點，在治療過敏性皮炎和過敏性哮喘臨床試驗中效果出眾。

張連山博士：我們會根據自己公司的獨特發展策略來選擇管線領域和研發項目。比如在非小細胞肺癌藥物的研發方向，我們會選擇以C-Met為靶點來開發抗體偶聯藥物。目前我們只看到一代、二代、三代EGFR抑制劑的成功問世，但當患者對EGFR抑制劑產生耐藥時，相當一部分患者腫瘤細胞呈現C-Met基因高表達，目前還沒有針對C-MET的特異性靶向藥物出現，因此這個研發方向還有無限潛力，我們希望未來在這個領域能夠研發出優秀產品，來滿足臨床的醫療需求。

陳之鍵博士：要成功推進具有全球影響力的項目，是否一定要找到“first-in-class”的分子呢？我的觀點可能有點與眾不同。”first-in-class ” 適應癥也同樣有全球影響力。如果相同的研究方案在中國可行，我們會和全球同事一起開發真正的全球新適應癥，并完成中、美、歐等國家平行申報及注冊。在腫瘤領域，一個藥物可以有多個適應癥。可能我們在第一個適應癥的研發進度上晚于歐美，但之后我們會在新適應癥開發的過程中來領導全球，尤其是開發中國及亞洲特殊的新適應癥。

當前很多全球性的研究項目，都是在中國率先執行。近期就有兩個很大的項目，就在去年12月，1類創新藥羅沙司他膠囊（roxadustat）上市，用于治療透析患者因慢性腎臟病(CKD)引起的貧血。中國是第一個批準roxadustat的國家，該藥物由FibroGen和阿斯利康合作開發，阿斯利康將負責roxadustat在中國市場的商業化推廣工作。今年1月阿斯利康和Ironwood 宣布，鳥苷酸環化酶激動劑令澤舒（利那洛肽）正式在中國獲批上市。作為我國專門治療成人便秘型腸易激綜合征（IBS-C）的處方藥物，令澤舒的獲批將填補我國成人便秘型腸易激綜合征的治療空白。這也是阿斯利康中國和Ironwood聯合開發的”first-in-class” 新藥。所以新藥研發，不僅僅是為了實現新的科學突破，而是為了最好地把科學應用到實處，把創新的科學變成新藥造福于患者。

Damian O’Connell博士: 新加坡擁有許多國際性的新藥研發平臺，我們可以利用基礎科學的成果，并結合整個生態圈的各種資源，比如可以去思考如何與醫院、診所合作，并不斷發現新的靶點以及現有藥物的迭代提升空間。目前PD-1/PD-L1單抗研發非常熱門，但并不適用于所有癌癥患者；另外我們也希望未來大家能夠發現更多的免疫檢查點，并且從精準醫學出發，找到更多精準適應癥的患者進行臨床試驗。

比如我們在新加坡發現了一種全新的亞洲心臟疾病表現型，與西方患者的表現型有所差異；通過這種全新的對比和認知，我們可以更好地了解相關病患的生理學機制和疾病癥狀，并且在亞洲心衰患者人群中找到全新的靶點。過去很多研究者會直接把西方患者的靶點，應用到亞洲的新藥研發模型當中。我想全新的表現型發現，會大大提升從基礎科學到臨床轉化以及快速診斷的效率。在寨卡病毒和禽流感病毒的研究中，我們也有很多區域性、特異性的研究成果，相信還會繼續往前推進。

陳連勇博士：我認為作為投資人，最重要的一點是敢于承擔風險。當一個項目還沒有進入到成熟的階段，要做出合理的判斷，有賴于相關的產業經驗以及對科技發展的評估。我剛才就說到，我們有幸處于產業界前所未有的黃金時代，日新月異的科技讓我們更加深刻地了解許多疾病的生物學機制，獲取分子生物學層面的洞見。過去許多研究都缺乏有效的研究工具，但是現在有了更多的選擇和可能。

比如我們最近投資了一家新銳企業，在舊金山灣區和新加坡有自己的研究團隊，可以利用人工智能手段來進行多靶點篩選，找到全新的藥物靶點。我們制定投資決策的時候，他們的相關研究還處在比較早期的階段；他們最近發現可通過兩種激酶抑制劑，來阻斷腫瘤細胞的特定通路，但任何單一靶向激酶抑制劑則無法達到理想的藥效。這個新發現是通過人工智能來輔助實現的，所以新機制和新發現都非常令人興奮。只有在扎實的細胞生物學研究成果基礎之上，才能實現如此激動人心的成果。

張連山博士：中國企業在迎接全球化的過程中，需要迎接的一個重要挑戰就是國際化標準。這方面，資金投入和人才儲備都非常重要。首先，我們必須建立國際化的人才團隊儲備，才能順利推動研發進程。第二，我們需要有充分的資源來儲備足夠的技術實力；第三，要有創業和研發的耐心與毅力；第四，在全球化的同時，我們還應該密切觀察國內相關法律法規的改革和變化，現在的國際制藥企業相關產品進入本土的速度比以往更快，已經消除了過去的時間差，這對于患者而言是一件好事，因為部分解決了藥品的可及性問題。我們還需要解決藥品的可負擔性，讓更多的中國病患用得起最新的藥，這也是我們本土企業肩負的責任。

▲張連山博士，恒瑞醫藥全球研發負責人

劉勇軍博士：目前我們在全球多個重要的研發創新聚集地布局了研發中心。波士頓的亮點是罕見病、腫瘤和炎癥藥品的研發工作。 我們認為波士頓在整個醫藥產業鏈的發展格局中是全球最活躍的地區。法蘭克福研發中心的最大特色是胰島素方面的研究和生物藥平臺自動化。巴黎研發中心的亮點是腫瘤和炎癥藥品的研發。最近我們收購了比利時的納米抗體研發公司（Ablynx），該公司平臺的最大優勢是可以研發多特異性納米抗體。我們最新的研究中心位于蘇州工業園區內，已經與中國醫學科學院的系統醫學研究所進行了合作。目前園區內已經有900多家生物醫藥企業，形成了一個非常好的生態圈，我們期待蘇州研發中心成為未來賽諾菲在全球最年輕、最有活力的中心。

陳之鍵博士：中國的整體創新環境正在向積極的方向轉變。每一個創新研發的項目都需要花費很長時間，在漫長甚至有些枯燥的研發過程中，科研人員需要被激勵，知識產權需要被保護，創新成果應當能夠顯示出它的價值，我們看到這些正面積極的因素不斷顯現。對于研發項目本身的判斷，我認為一個優秀的項目需要以真正的科學突破為起點，解決真正的醫療需求，才能取得實質性的突破，而不是一味追求速度，這樣才能為病人謀求福利，才能判斷出這些努力是否值得。在判斷過程中，我們需要有真正的科學證據，才能把科學轉化為實實在在的藥物和療法。

在研發過程中，第一需要有正確的模型設計，如果設計錯誤則后續進程都會有錯；當你完成了優秀的設計，才有可能保證整體項目的質量、成本和研發速度。最后我會和投資者一起合作和討論，如何讓病患獲得最大程度的藥物可及性。如果我們能夠將這些維度全部融會貫通，就能夠最終研發出成功的產品。

Damian O’Connell博士：從創新、技術、產業規模來看，全球的產業鏈和生態圈都在突破地域的壁壘，我相信未來亞洲和中國會迎來大發展的黃金時代，成為全球的研發與創新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