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護生物學是一門研究生態危機起因及預防機制的公共科學，聚焦于珍稀瀕危物種、棲息地、生態系統等多層次的研究和保護。它有機結合了自然科學、社會科學以及自然資源管理，重視保護的科學依據與社區參與，致力于生物多樣性保護的同時關注人類福祉最大化。

據估算，每年全球生物多樣性及生態系統服務為人類所提供的價值高達125萬億美元。早在2005年8月，時任浙江省委書記的習近平在浙江湖州安吉考察時，就高瞻遠矚地提出了“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生態保護理念，要求保護好森林、草原、湖泊、濕地等自然生態系統，以提高生態系統服務功能。這不僅是植根于“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等中華傳統思想的生態文明新理念，而且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和永續發展的根本與保障。

自然保護區制度是目前中國生物多樣性就地保護最重要的方式，覆蓋了85%以上的國家重點保護野生動植物。然而，中國生物多樣性下降的趨勢仍在持續，脊椎動物受威脅比例達25%~40%，在受威脅的高等植物中特有高等植物的比例高達60%以上。這反映出中國生物多樣性保護還存在多頭管理、法治不健全和經費缺乏等不足。2015年9月，黨中央、國務院在印發的《生態文明體制改革總體方案》中提出建立國家公園體制，改革多部門分頭設置各類保護地的體制，對保護地進行功能重組，以保護一個或多個典型生態系統的原真性和完整性，構建保護生物多樣性的長效機制。2017年2月，黨中央、國務院又印發《關于劃定并嚴守生態保護紅線的若干意見》，要求對具有水源涵養、生物多樣性維護、海岸生態穩定等生態功能的重要區域，必須劃定生態保護紅線，強制性嚴格保護。這些政策是黨和政府為維護生物多樣性和生態系統功能、保障國家生態安全、實現中國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促進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頂層制度設計。2018年3月，國務院機構改革中，新組建的自然資源部有望進一步解決多頭管理問題。

要將制度落實、實現設計目標，決策者需要科學依據，統籌考慮物種、棲息地、生物多樣性、生態系統和區域經濟社會發展之間的多重復雜關系，這正是保護生物學研究的主要內容。物種是生態系統的基本建構單元，是生態系統穩定和服務功能產生的基礎。生態系統結構和功能的變化首先反映在物種的種群數量和空間分布變化等多個方面。因此，筆者認為以區域生態系統中的旗艦物種（如大熊貓、金絲猴、虎、豹、亞洲象、江豚等）為核心，以解決這些物種長期生存所面臨的問題為抓手，推動旗艦物種及其賴以生存的生態系統的保護與恢復，是構建國家公園、生態保護紅線及生態廊道等生物多樣性就地保護制度的有效途徑。

以旗艦物種大熊貓為例，中國政府和科學家為拯救該物種開展了多個層面的保護生物學研究，實施了多項重要的保護工程，如天然林保護工程、退耕還林工程、自然保護區網絡建設工程、大熊貓放歸工程、棲息地廊道建設工程等。各項研究表明，大熊貓仍具演化潛力，并非是一個已走到“演化盡頭”、沒有希望的物種。雖然“她”目前仍面臨棲息地破碎等環境問題，但總的來看其種群數量在逐漸增長，棲息地面積在逐漸擴大，已走出困境并脫離“瀕危”的狀態，世界自然保護聯盟已將其從“瀕危”降為“易危”，中國大熊貓保護為世界生物多樣性保護樹立了成功的范例。

未來，中國保護生物學有待從以下4方面進一步深入發展：①加強長期定點監測與評估工作，掌握生物多樣性和生態系統變化動態；②加強新的理論、方法、技術的研究和應用，以揭示生物多樣性喪失和生態系統退化的內在機制；③加強宏、微觀研究的結合，從功能上系統地闡釋保護生物學的核心科學問題；④加強理論與實踐相結合，主動參與保護實踐活動（如國家公園的規劃與建設、長江經濟帶母親河生態環境保護等），在中國生態文明建設和生態環境保護的科學決策上發揮重要作用。

國家實施的一系列創新性的體制改革，必將推動中國保護生物學事業邁向新臺階，促使生態文明建設上升到更高水平。

參考資料

[1] 科技導報，中國保護生物學的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