門上有幾個字：王志新博士。

左右一瞅，一溜兒的門都有這樣的字，這就是清華的范兒。

輕輕叩門，在中國第一流的高等學府，腳步也放輕了。

中科院院士王志新應聲開門，迎接我的是一張笑臉。沒到北京前就約了好幾次，最后定在這天上午10點，下午他就要趕赴常州，“常州市政府邀我們常州籍院士出出主意，我想提前兩天回去看一看，作點準備。我雖然出生在北京,但是我時刻關心著家鄉(xiāng)的建設和發(fā)展。”剛說完話，他又坐回電腦前，“對不起，手頭還有點工作。”他向我歉意地點點頭。乘這間隙，我打量著這間不大的辦公室，寬大的辦公桌上高高摞起的是一疊疊的資料，電腦邊也是書籍的地盤，而身材高大的王志新坐擁書城，卻顯得不那么魁梧了。這應該是王志新最經常、最平實的形象吧。有些人身上有一種特質，那就是非凡的堅韌不拔，王志新就屬于這樣的人。

奮斗，從北大荒的黑土地上起步

“我的奮斗，是從黑土地上開始的。”追憶當年，王志新依然不免激動。1969年夏天，16歲的王志新和千千萬萬知識青年一樣踏上了北大荒的土地。黑土地用自己的方式迎接王志新：住的是土坯房，睡的是土炕，點的是煤油燈，二十幾個人擠在一間宿舍里，每人睡覺的地方只有60厘米寬。

東北的農活是很累人的，農忙時天不亮就出工，太陽落山才收工，一天十幾個小時下來，人累得要散架。到了冬天，農民在家里“貓冬”，而建設兵團的戰(zhàn)士卻利用農閑興修水利，挖溝、打井。雖然來自城市，王志新干活卻從不肯落后，艱苦的生活鍛煉了人的意志，遼闊的黑土地把一種豪邁植入了王志新心中。“我小時候的理想是當兵。”到了東北邊陲，這個少年的理想徹底破滅。1972年，林彪事件發(fā)生后，國家政策也在悄悄改變，大學要恢復招生了，完全是從工農兵中招收。空氣中有了些許春意，這燃起了王志新心中的希望，也給了他巨大的動力：可以通過這條路走進一片新天地。他從朋友那兒借來中學的課本，只有小學文化水平的王志新開始為考大學做準備。也許一個人到關鍵時刻，總有一種潛在的基因支撐著他前行。祖籍金壇的王志新的姑姑是被譽為“金壇女杰”的革命先烈陳潭秋的夫人，他父親也是一位老革命，那種從前輩身上傳承下來的堅韌不拔的精神使他寒夜里的苦讀也有了暖意。王志新那時已經調到食堂工作，但是也要晚上收工后才能學習，中間只有一些零零碎碎的間隙可以利用。然而，一火如豆的青燈下，題海泛舟的枯燥無味，無人交流的心靈孤獨，王志新的自我放逐，在追蹤著知識的積累與爆發(fā)。經過半年苦讀，他完成了從小學水平到高中水平的躍升。

1973年，經過一番拼殺，在500人參加的考試中，王志新以數(shù)學、政治、作文考試全優(yōu)的成績脫穎而出，考進了清華大學化學與化學工程系。

呼吸一口空氣，王志新覺得是甜的，這下總可以“好好學習，天天向上”，認認真真學點東西了。沒想到這只是一個美好的愿望。　　

奮斗，從自然王國到自由王國

對于王志新來說，剛跨入清華大門的喜悅很快被一種無奈和憤懣所代替，在清華的三年半大學經歷中，并沒有給他留下美好的記憶。因為他沒有感受到中國一流高校的神圣，反而是荒唐。

王志新原以為來到了知識的殿堂，可以彌補前幾年荒廢的光陰了。然而，清華已經不是讀書的凈土了，而是政治斗爭的戰(zhàn)場，讓他覺得很可笑的是，進學校三年半，在學校的時間竟只有開學后和畢業(yè)前的兩三個月，其余時間全在工廠和農村，白天干活，晚上大批判，發(fā)給他的教材到畢業(yè)還是一大摞新書，操場上的野草卻有半人高。而那張大學畢業(yè)文憑，是一張沒有含金量的白紙。“全班三十幾個同學，分成幾個小組，每組六七個人，跟著一兩位老師到工廠勞動，還參加過河南農村的抗洪救災。一個星期只有兩個晚上可以自由支配，甚至還不如在工廠上班，因為我家住北京，周末可以回家，但星期天晚上就要趕回學校，參加同學們‘自發(fā)’的政治學習。清華三年半，有過唯一一次考試，那還是剛開學不久的一次數(shù)學摸底考試，只是一些中學數(shù)學的基本內容。”

那時，學校提倡所謂的“政治掛帥”，想學習的都被視為“白專”。總表現(xiàn)出讀書欲望的王志新，成了班上“后進”的典型，自然成為異類，許多同學不敢也不愿意接近他。盡管他為人隨和，但他無法在這樣的氛圍下處好同學“關系”。

王志新不管這些，依然“我行我素”，他利用每天晚上9點半到10點半的一小時，看書學習，他也和一些比較接近的同學說過：“學生不學習怎么行呢？”到臨畢業(yè)的一年，有少數(shù)同學理解他了，但是他們失去的時間已太多了。1977年，他畢業(yè)時，恰好“四人幫”被粉碎了，老師們看王志新愛學習，讓他留在了學校。“我趕上了幾個關鍵的時間節(jié)點，1973年，趕上大學要考試了；1977年我留校了。如果‘四人幫’再晚一點倒臺，我就分到工廠里去了，如果文革早一年結束，我又可能沒有機會留校了。”他第一次感到遇上了好時候。第一次有了這么多書和讀書的時間，他舍不得把那些還泛著油墨香氣的教科書收進箱子，重新一本一本地讀起來。沒有人告訴他要學什么，也沒有人告訴他怎樣學。要弄懂那些數(shù)學定理從哪里來，就要知道發(fā)現(xiàn)定理的思路；要知道化學方程式、分子式的構成，就要知道它生成的可能性及即將引出的下一個方程式；要尋找世界的自然規(guī)律，就要將各種基礎科學融會貫通。他自學完了從初中到大學的課程，壘起了一個騰飛跳躍的扎實基礎。

但是，學校里從領導到老師，都在潛意識里看不起留校的“工農兵學員”，并且也根本無法和1977年恢復高考進來的77級和78級的新生相比，還有許多人認為“工農兵大學生”是文革的受益者，是“憑關系、走后門”上的大學。王志新覺得唯一的出路就是憑自己的本事考研究生，摘掉“工農兵學員”的帽子，為改變自己的命運而奮斗。從1978年初到1981年底，他利用一切可利用的時間，自學了大學的一些數(shù)學和物理課程，用的是文革前出版的正規(guī)教材，認真做了幾千道數(shù)學和物理習題。在他的記憶里，那幾年幾乎沒有任何娛樂活動，當時有一部很轟動的電影“廬山戀”，在清華連放了十幾場，他都沒有去看一眼。1981年，經過激烈競爭，他考上了國際著名生物化學家、中國科學院生物物理研究所鄒承魯院士的研究生。

奮斗，成為當年最年輕的院士

中國科學院，是中國科技界的最高殿堂。王志新的目標就是進入這個科學的最高殿堂。當他在這個殿堂里跟隨鄒承魯院士從事酶學的基礎理論研究時，他覺得自己是天底下最快樂的人。這成了他人生重大的轉折點。中國科學院匯集了中國最優(yōu)秀的科學家，在這樣的環(huán)境里學習、成長，王志新知道，自己正走上一條充滿艱辛，但卻通往成功的道路。

王志新之所以這樣選擇，是因為他知道現(xiàn)代科學在高度分化的基礎上，又會日益走向綜合。在長期的自學過程中，他培養(yǎng)了自己發(fā)現(xiàn)不同學科領域間相互關系的能力。他后來的累累碩果證明了他選擇的正確性。在研究生的第二年，王志新所做的幾個研究成果，引起了鄒承魯院士的重視。鄒先生鼓勵他將這些成果發(fā)表在國際學術期刊上，以引起國際同行的重視。在上世紀90年代前，我國絕大多數(shù)科學家是很少將自己的研究成果發(fā)表在國際學術期刊上的。一位科學大師這么提攜一個在科研道路上剛起步的年輕人，這讓他激動萬分。這樣，他很早就在國外發(fā)表論文了，在讀研究生的5年多時間里，他在國際學術期刊上一共發(fā)表了12篇第一作者的論文，其中包括6篇單獨署名的論文。

1984年，王志新獲得碩士學位后繼續(xù)師從鄒承魯，攻讀博士學位。1988年，王志新獲得博士學位。即被中國科學院生物物理研究所破格聘為副研究員，繼續(xù)從事他所熱愛的酶學研究。1987—1993年，王志新先后被公派到日本、美國一些大學學習和工作。幾年的留學生活，使他進一步了解到國際生物科學發(fā)展的現(xiàn)狀和趨勢，以及我們和他們的差距，對發(fā)達國家的科技體制和社會生活也有了客觀和理性的認識。這使王志新進一步增強了發(fā)展中國生命科學的緊迫感和責任感。學習期滿，他便如期而歸。回國后，仍在中國科學院生物物理所鄒承魯院士的實驗室從事科學研究工作。

而這時，科研成果也如水到渠成的約會，一個個如期來到他面前。1990年，王志新獲得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一等獎；1993年又榮獲國家自然科學二等獎，第三屆中國科學院青年科學家獎一等獎；1994年獲第二屆青年科學家獎。這一串串沉甸甸的果實，也讓他在1997年當之無愧地當選為中國科學院院士，成為當年中國最年輕的一位院士。現(xiàn)在王志新在母校生命科學學院擔任教授，還擔任第三世界科學院院士、全國政協(xié)委員。他說：“一個人一生中不會一次都碰不到一個機會，關鍵是你是否一直在努力，能不能抓住這稍縱即逝的機會。”（周逸敏）

參考資料

[1] 常州日報，“常州大家”王志新：當年中科院最年輕的院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