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9月7日，由麥院士捐資百萬設立的“麥梓英先生紀念獎”獎學金捐贈儀式在鄭州大學主校區化學學院舉行。以下是麥院士在此次捐贈儀式上的講話，讓我們一起來領略麥院士的風采吧！

我是廣東人，小時候都是學的廣東話，普通話是研究生跟我交談的時候向他們學的。講的不好，這是我的問題，不是他們教的不好。

1三地輾轉 謹記祖父教誨

今天這個獎學金所紀念的麥梓英先生是我的祖父，我是他從小帶大的。他原來是一個廣東的農民，因為莊稼收成不好，生活不能繼續下去，所以就去了香港。他也是一個比較好的木工，閑暇之余會做一些木頭家具，他有一套工具，我記得小時候還看過，他時常清理并且用油把它保養的非常好，對工具特別愛惜。

祖父年輕的時候在香港做海員，海員就是要長期坐船、運貨。從香港出發的船上運載著中國的貨物，通過海運傳到美洲、歐洲及其它地方。祖父時常出去運貨，一去就是半年，我的祖父就是這樣努力生活的。還有我的父親，他小的時候在香港念英文中學，因此他懂中文也懂英文。畢業以后，他在英國人開的律師樓里工作，每當華人居民買賣房子、做生意需要簽合同的時候，他向顧客解釋合同中的條款，把雙方談成的條件清清楚楚地加入條款。就這樣，我們家里的生活條件才慢慢地提高。

還記得1941年日本攻打香港的時候，轟炸得很厲害。我們住在灣仔，附近都是被炸爛的房子。然后我們搬到中區，后來中區也被炸了，所以我的父親決定舉家逃到澳門。當時澳門還是一個小地方，一下子涌進幾十萬的香港人，所以我們一下船，就發現岸上的食品和其它東西全賣光了。當時日本將澳門與廣東及其他相鄰的地方都封鎖起來，別的地方的糧食不能運到澳門來，家里能買到的都是一些紅薯，也叫番薯。薯、莖、根、葉子整個買回來，薯用水煮熟就可以吃，葉子和根莖也都留下來，切碎了放在水里，煮熟以后吃喝。因為沒有食物，澳門很多人都餓死了。晚上太冷的時候，也有人會凍死。記憶里，祖父帶我在街上行走的時候，旁邊都是尸體，這些記憶都給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這種情況大概持續了八九個月，澳門政府也應付不了。當時的澳門還是葡萄牙的屬地，葡萄牙政府跟日本政府抗議，說你們不能永遠封鎖廣東，需要讓廣東的農民把他們的農產品運到澳門來，不然我方殖民地的居民都會被餓死。就這樣，日本答應了這些要求。慢慢地，我們也可以買到一些比較好的食物，這才得以存活。所以在打仗時，生存也不是很容易的。

現在，我們生活在和平年代這么優美的環境里，千萬不要忘記奮斗。國家不強的話，和平安寧的生活是不能永遠保持下去的。民族積弱，定會生存艱難。祖父曾經教導我，作為一個中國人，你在活著的時候，辦好自己的事，同時爭取用自己的能力，幫助其他同胞。他的話我永遠銘記在心。

麥院士參加課題組會議

2初返大陸  心憂祖國未來

我很早就知道鄭州這個地方。1973年的大陸，還處在“文革”的后半期，周恩來總理覺得應該派人到香港找一些高校的教員回大陸看看當時的情況。周總理委托香港《大公報》一位姓唐的記者，在香港動員一些大學、大專、中學的師生，看能不能組成一個訪問團來大陸看看，了解情況和給一些意見。當時沒有人敢去，很多人害怕去了大陸回不來，還是香港中文大學組織了第一批赴大陸交流的高等教育界團體回大陸訪問。當時，我們校長的夫人和兒子也參加了此次活動，所以我們的同事們也就放心了。

我記得當時大概有40多人，有老師、助教，還有行政人員，由《大公報》那位姓唐的記者組織帶隊。我們先從香港到廣州去。晚上周圍全部都是黑的，只有一些不太明亮的燈，到街上去還需要用手電筒照明，可見當時內地的條件還是比較差的。后來，我們又乘坐蘇聯制造的一架新型號飛機從廣州飛到杭州，再以杭州為起點，坐火車去了上海、南京等地。鄭州就是我們的中轉站。

鄭州市是解放后才建立的，以前沒有這個城市。我看地圖時才知道，鄭州在中國“米字型”的中心，是一個交通要道。當時，我們參觀了拖拉機廠，制造拖拉機是大陸辦的比較成功的工業，所以我們都去廠方看它們的生產情況。今年4月份，我再次來到鄭州，發現這個廠依然存在，當然，現在生產的都是一些比較大型、現代化的拖拉機了。所以早在1973年——在座很多人都沒有出生的時候，我就到過鄭州這個地方。

首次到鄭州之后，我們又去了北京，清華跟北大還都是“關門”的。革命委員會的遲群主席帶領我們認識了四位當時在中國教育界很有名的人物——錢偉長、周培源、費孝通、馮友蘭。他們四位都坐在前面，全都不講話，只是革命委員會主席講話。當時一到北大，我們就要求看看北大的情況，結果發現校園里各處全部都是關著門的。在校園走走，也沒有學生，想去看看圖書館里有什么書，也不能進去。看到這些，我們的心情是比較擔憂的，大家都認為國家這樣的情況不能再持續下去。

后來，我們又折回鄭州經西安中轉去到延安。當時我們是坐飛機去的，因為風向不對，我們一直沒法離開。因為飛機只有在逆風的情況下才能越過高山，順風是沒有辦法的，所以我們在延安住了七天。我們在那里看了很多窯洞，當時我們所看到的情況不是很好，大家心里都不是那么舒服，心想：國家這樣大，這樣多的人，將來該怎么辦！

麥院士講課風采

3積極奔走  搭建科研平臺

后來“文革”結束了，生產力解放了，迎來一個比較好的局面。這之后，我跟鄭州的關系也一直發展下去。八十年代中期的時候，我在香港中文大學擔任系主任，當時香港中文大學是香港所有高校里第一個提出要招收大陸的研究生攻讀博士學位的高校。我們希望通過培養一批水平過得去的研究人員回國，再教育大陸其他做研究的學生，這就是我們的愿望。當時香港政府沒有反對，也不鼓勵。但是問題出來了，大陸學生赴港需要辦簽證的，但當時大陸跟香港政府的關系不是很好，簽證往往都要往后推遲半年或一年。我們在前一年招到的學生，只有到了下一年才能來上學，80年代一直都是這樣。我的兩位同事于80年中先后招收了兩位來自大陸的醫學生。我自己到1989年時，才招收第一名來自大陸的研究生。我的運氣很好，招收的這位研究生，后來成為了中國科學院的院士，他就是中山大學的陳小明。
到了90年代，其他香港的大學也都開始招收大陸的研究生。中國的教委向香港高校提交一份大陸水平比較高的大學名單，希望這些大學的本科畢業生能直接被收錄念研究院。這個名單是大陸的教委提交給香港所有大學的，我也看了這個名單，里面北大、清華等高校的學生都在，但是沒有一所在河南的大學，我就覺得很奇怪。因為以前讀歷史的時候，在我的印象中，四川與河南人口都比較多。我念中學的時候就知道，河南是中國文化的搖籃，中國文化的根，絕大部分都在河南這個省份，但是沒有一個河南高校的畢業生能憑他的成績到香港念研究院，一定要再考，我就很奇怪。四川的川大都在，河南卻沒有一所。我心里有這個困惑，但卻一直沒有說出來。后來，我在寫文章的時候，需要引用一篇吳養潔院士的文章，才知道河南有一所鄭州大學。所以到90年代我訪問鄭州大學的時候，就去與吳院士見面請益（討教），這是我認識鄭州大學的另外一個機會，慢慢我就對這個地方比較熟悉了。

麥院士與師生熱烈討論

4寄語青年學者：情系鄉土 不負韶華

我今天講的太多了，以前沒有什么機會跟學生公開交流，但是以后希望機會更多一些。

還有一點是我想提出來的。在中國所有的省份中，我覺得福建人的鄉土情懷比較重。福建很多學生，在歐美學成以后，都回來為福建的大學服務。改革開放后第一批出國的研究生，在美國拿了博士學位只有一個人回國，他就是福建人。我希望河南的畢業生要是有機會的話，希望你們都回到河南來。

鄉土情懷，是我個人比較看重的。我是廣東人，也是中國人，我在加拿大念大學，到美國讀博士后，一直希望回到香港服務。我是1963年拿到的博士學位，在美國做了兩年的博士后。1965年，我就一直希望在香港大學找一份工作。但是當時香港大學沒有空缺，只有到加拿大的西安大略大學任助理教授。1969年，我再寫信到港大，還是沒有空缺。后來就收到了香港中文大學的回復，他們聘請我的條件是要我盡量早一點趕在六月之前回國。結果，我就到香港中文大學的新亞書院服務。如果沒有這次機會的話，恐怕我得一直留在加拿大，所以我對香港中文大學，尤其是新亞書院特別有感情，從1969年到2019年，近五十年來我一直為“中大”新亞書院服務，我相信這應該是一個記錄。我是天主教徒，但我相信命運。很多時候，不是你想做什么就能做，但是往往有些機會給你，你不要的話，人生的路徑就完全不同了。我希望每一個人都盡量地充實自己，年輕時候多花一些功夫做學問，不要隨便玩玩就浪費掉這些重要的時間，過了30歲的話，學習的能力就降低了。中國有句古話：“少壯不努力，老大徒傷悲。”趁年輕多接受、吸收一些新的知識，不要浪費時間，讓時間隨便流走。要努力學好英語，不要怕跟人家交流，不要怕犯錯，講錯了沒關系，慢慢就會變好。英語現在應該是科學界共通的語言，學了中文以后，英文是一定要學的，其他語言的話，多學一點更好，但是總得有雙語，這是最重要的。我希望每一個學生利用好這個時間。

我就講這么多，謝謝。

麥松威院士與實驗室全體師生合影留念

參考資料

【1】微信公眾號鄭州大學教育發展基金會（ID：zzuedf），麥松威院士在“麥梓英先生紀念獎”獎學金捐贈儀式上的講話（根據錄音整理），https://mp.weixin.qq.com/s/KemnVNZYVFC-wxfSNzOeu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