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00年以來，日本已有19人獲得諾貝爾獎。其中，獲物理學獎的有8人，獲化學獎的有7人，另外4人獲得生理學或醫學獎。

19名諾獎得主中，在二戰結束前出生的超過2/3，在戰后接受高等教育的超過9成，在日本國內完成大學學業的達到100%。

19名諾貝爾科學獎得主的平均獲獎年齡為69歲，做出獲獎奠基性成果的平均年齡為41歲。超過80%諾獎得主的獲獎奠基性成果，都是在上個世紀最后30年間取得的。

結合歷史分析這19位諾獎得主的經歷，我們看到，1945年、1965年及1972年是3個重要的時間節點。

1945年，二戰結束，他們進入大學。

1947年，日本實行教育改革，用和平主義和民主主義教育取代以往的國家主義和軍國主義教育。

此時，東京大學、京都大學等7所帝國大學被改造成為國立大學，享有高度辦學自主權。這一舉措使教師獲得了更多的研究自由和穩定的經費支撐，大批理工科學生受到了更好的科研訓練。

1965年，時任東京教育大學教授的朝永振一郎獲得諾獎物理學獎，這是繼湯川秀樹1949年首摘諾獎后，第二位獲得諾獎的科學家。這個好消息極大地提振了日本科學界的信心。

此時，正是不少后來獲得諾獎的學者進入研究生院學習的階段。

受環境影響，他們不愿意再繼續簡單地模仿西方，而是瞄準世界科技前沿，大膽地向無人區挺進，因此涌現出很多新穎的科學研究課題。

1972年，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研發經費的投入強度開始超過2%，后來一度攀升至2.9%，高于同期的德國和美國。

這意味著，日本新世紀諾獎得主大多數是在研發經費投入提高到2%之后，才取得重大科技突破。

導致日本在新世紀出現諾貝爾科學獎“井噴”的原因有很多，在此想聚焦科研環境，談3點初步看法。

日本新世紀19名諾貝爾科學獎得主中，有不少人在做出獲獎奠基性成果前表現并不突出。

例如，田中耕一在東北大學讀書時留過級，獲獎時無研究生學歷和海外留學經歷，也無SCI期刊論文和高級職稱；

中村修二從名不經傳的德島大學取得碩士學位后，長期在一家鄉鎮企業工作，并在那里研制出高效率藍色發光二極管；

天野浩做出獲獎奠基性成果時只是名古屋大學的一名研究生。

因此，依靠現有的學術權威，按照常規邏輯物色能夠逸出常軌、取得重大突破的未來科技之星存在很大的視野盲區。

事實上，自戰后初期起，日本的大學就開始實行高度自治，政府官員很難直接干預大學的管理，日本政府從未實施過拔尖人才科研資助計劃。

日本出現諾獎“井噴”很大程度上要歸功于對科學技術創新“土壤”的改良，而不是對科學技術創新“苗子”的選育。

日本政府也給科學家戴“帽子”，不過“帽子”的種類不多。最為著名的是日本學士院院士。

由于日本學士院院士的定員為文科70人，理科80人，所以能戴上此“帽子”的人很少。

日本政府用“票子”激勵科學家的力度也有限。

近年，整個學士院一年的預算資金還不到4000萬人民幣，即使全部用到院士身上，人均還不到30萬元。至于文化勛章則純屬榮譽性質，獲得者拿不到任何物質獎勵。

“位子”的激勵更少見。

日本的事務官須從公務員中選拔，同時日本國立大學教授的薪資與中央政府副部級公務員的薪資并沒有太大的差異。

因此，除非政府拿出副部級以上的位子，否則對資深科學家都形成不了有效激勵。

事實上，在日本，很少有科學家愿意轉崗到政府機關就任要職。而高等學府和科研機構里的管理職位都是服務性質的，科研進入佳境的科學家大都不愿意轉行。

在 “帽子”“票子”和“位子”弱化的情況下，內在動力對驅動科學家不斷開拓進取的作用就顯得十分重要。

雖然影響內在動力的因素有很多，但最為重要的還是科研興趣和使命意識。

科研興趣的培養離不開導師們的教育，使命意識的形成離不開導師們的垂范。因此，導師的作用至關重要。

如果沒有對科研有著獨特理解的導師們的示范，很難想象后來者對科研會那么投入。

如果其導師成天熱衷追逐“帽子”“票子”和“位子”，很難想象后來者會真正喜歡上科學。

日本撥付給大學和科研機構的穩定支持經費依然占全部經費的70%以上。

這和中國高校形成了鮮明的對照。2018年，清華大學和北京大學獲得的穩定支持經費占比均不到50%，遠遠低于日本的國立綜合大學。

在穩定支持經費不足的情況下，科研人員不得不緊跟熱點，努力承接能夠早出成果、快出成果的課題。

結果，來了研發經費，發了科研論文，也造成研究注意力過于分散，很難在某個重要的研究領域取得重大突破等問題。

雖然不少人在無人區開展自由探索最終無疾而終，但是達到預期目標、取得重大突破的也不在少數。

可以說，沒有穩定且充裕的研發經費的支撐，上個世紀后期日本不可能有那么多學者在無人區開展自由探索時取得成功。